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周健 为FT中文网撰稿

前些天，笔者写了一篇《诺贝尔奖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引起了不少讨论，有不少人留言说：有一个小疑问，“人”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你应该介绍更多具体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共识，那就是人格教育比知识灌输更重要。人格教育在中国并非没有落脚之处，只是大家忽视了而已。人格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是培养儿童特立独行、表里如一的先决条件。

现实中，从教育部门到学校乃至民间教育机构、从专家到老师乃至家长，大家喜欢谈的是方法，喜欢介绍的是工具，喜欢推荐的是图书，特别是很多商业教育机构和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更是深陷其中。据相关资料，2015年，中国的图书市场中，少儿类图书码洋比重为20.47%，高居全球之冠。

买书、读书有用么？当然有用。但是，如果学校的校长、老师，每天忙着自己评职称、想方设法讨好领导，却要求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果家长每天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在麻将桌、酒桌上，却要求孩子考试就要考满分、排名就要排第一、成龙成风，这不是胡闹吗？

一

践行以身作则的榜样教育本身并无什么困难，即便是普普通通的百姓，都可以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给孩子以生活的教育，以行为的榜样。教育的本意就是学习模仿、推陈出新，模仿和跟随行为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天性，老师、家长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榜样，孩子自然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意思。

而现代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谈方法、谈工具，而不谈言传身教。过去的私塾教育，无论其内容如何迂腐，教育方式如何粗暴，其一直坚持着言传身教的正确方式，却是值得肯定的。

说到榜样，很多人就会记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数亿人传唱过的歌曲。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教育政策极其迷信利用“好榜样”的言传身教来促进社会的改造，然而事实却与愿望相违。“雷锋式榜样”最大的谬论是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寄希望于十几亿人都能达到“车同轮、言同文、行同伦”的思想境界。然而，统一划齐的模仿不是教育是洗脑，是欺骗，而真正的教育就象原始森林一样，有鲜花有绿草也有参天大树，罗素说的“参差不齐乃是幸福本源”才该是教育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论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用得多么成功，无非是培养出一个有能力的“工具”而已，其实际功效和教育并没有多大关系。成功的模仿教育是建立在多元化的选择之上，而不是树立某种单一化的“完美”榜样让学生去追随。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中国的人格教育被拔得无限高，高来没有人都够得着。

二

好多年前，莫言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在北大演讲。有学生问他：“有不少人说您的《红高粱》是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请问莫言老师，你怎么看中国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莫言听完了，慢条斯理地回答到：“你可能忘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后半句是‘看你会抄不会抄’。”

莫言讲的实际上有深刻寓意，会抄与不会抄，抄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是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选择之下是价值观的呈现，选择的过程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会抄”与“不会抄”的前提是这个人会选不会选，而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智慧和眼光的事情。生活中，有些人花钱不多，穿衣服漂亮好看，而有些人一掷千金，穿衣服总像穿“盗版”，这就是模仿能力被扭曲的结果。

模仿能力的扭曲是榜样教育的无限拔高和单一化的结果。榜样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榜样就象穿鞋子一样，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分。榜样身上的好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受教者观察出来的；榜样的好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从受教者模仿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正确的模仿能力是不断创新，却永远不是全新，有时虽然守旧，却不会不食人间烟火。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教育思想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伪科学”的科学发展观，一个是“伪先进”的文化批判，前者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山寨”大本营，让榜样学习成为“东施效颦”，后者的坏处是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让榜样成了“无本之木”。

缺少正确榜样教育的中国人，今天往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急功近利、简单粗糙地模仿，最终走向“山寨”之路，另一类是不管有没有经验，拿起来就做，美滋滋地把“无本之木”说成是原创的参天大树。

三

中国人把模仿能力变成“山寨”能力的原因——“急功近利、简单粗糙”，只是表象，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内在的肌理。西方文化之下，解决一个问题大多从抽象思考出发，然后是逻辑推演，最后是通过实验得出具体的方法和工具；东方文化之下，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找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成功之后，再用各种学说把自己的行为贯通成理论体系。

西方文化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砍刀，站在树旁边说：“这把刀可以砍倒这颗树”；中国文化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砍刀，指着一棵砍倒的树说：“这把刀砍倒了这个树”。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的中国人，往往缺少抽象思维的能力，喜欢具象思维。

中国人先实践后思考、先技术后理论的文化模型，最大的缺陷是容易形成一个封闭而坚不可摧的“自嗨”体系，因为这是以“事实为基础”来支撑的体系，天然地具备抵御“证伪”的能力，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顽固不化”，拒绝“普世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在具象思维的主导之下，一百年前，西方以工具论为主导思想的“新教育理论”，在培养出希特勒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之后，历经二战的反思，已经被西方诸多国家的“体验教育”所替代，而中国人现在还在“工具教育”的歧途上奋力前进。

人格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榜样教育，学校里榜样教育的核心是“师道”，但现代学校制度早已把“师道”扫荡成一地鸡毛，鲜有老师以榜样自勉自居。在人们看来，老师不过是领工资、养家糊口的一份职业而已，特级教师，也无非就是一个专家，专门研究知识灌输和考试技巧；职业培训的公益组织，也无非就是为毕业的学生找生活出路，别无其它责任可言。

今天，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旗号之下，教师的私人生活在无声中完全与学生隔离。百度一下“教师卖淫”，竟然会有数百万条之多。虽然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工资低是一个原因，但为人师表的教师能如此人格分裂，也是闻所未闻。

教师人格的分裂不仅是现实，也是制度造成的。在学校里，学生品德出了问题，教导他的不是平时上课的老师，而是专门的“德育主任”，这就是制度化地摧毁“师道”，把老师变成灌输知识和传授考试技巧的匠人，把原本一体化的人格教育活生生地给分离出来，真是所谓“举一而废百”。

这么说并不是指责“现代教育的学科建设”有害无益，而是说，知识和人格不应该分开教育。为了管理和评估，不同学科在形式上的区隔不可避免，但是这种区隔不应该去破坏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就像一个现代的企业，表面上是各个部门各司其职、整体上各个部门之间又必须协调一致一样，其中彼此的连接，需要每个员工的不懈努力。同样在学校，教师就有责任将表面区隔的学科教育连接起来，提供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教育。我们必须承认，人格教育的责任远远大于知识灌输，每一位老师都应该对学生负起人格教育责任。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小学，也适用于初中、高中和大学，乃至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四

教育不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榜样教育除了学校、家庭之外，社会的途径也不容忽视。

孟子曰：“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这句话讲的是历史文化的榜样教育。

现代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深入的人太少，近来“国学”风行，又被很多人穿凿附会成民族复兴和东西文化之争，成为迎合政治时流之论，大有成为“民族自恋癖”的趋势，而其实，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榜样一脉，并未真正传承。

中国人在传统上习惯把官员叫做“父母官”。“父母官”的缘起于上古时代的“贤人政治”，做官的人，要做人民之“父母”，要做社会之表率。但是，当今社会强调的是技术官僚和专家治国，并辅以“民之公仆”及“为人民服务”。

然而，官员在做技术官僚和人民公仆之前，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为了获得社会的尊重，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像样的人，而不是一个“公仆”，一个“技术官僚”。一个称职的“官”，对社会要以人格为本，要负起社会表率的责任。官员的私德，代表着社会的公德。

尊重隐私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但是，官员作为掌握公权力之人，不问其私德，不公布其私人财产，终究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灾难。隔岸观火看美国大选，即便是在非常注重隐私的美国，政治家的隐私都是无处避讳。可是，这些普通的常识，在中国都难以实施，那就更谈不上政治的社会表率和教育作用了。

五

现代教育为什么在中国无路可走？历史与政治两种因素的结合毁掉了“社会性”的榜样来源，职业化和现代学科制度，又让“师道”实施不畅。从宣传角度树立的“完人”榜样，普通民众高攀不上，权力阶层不愿学，整个社会的榜样教育，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自娱自乐的“空转”体系。

中国学校教育一直把机械理解的“科学”当着永远正确的旗帜，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演绎为成绩和排名才是硬道理，把有“瑕疵”的榜样隐藏起来，束之高阁。殊不知，真正的“榜样”和“科学”精神都不是真理，而是不断等待有人去推翻、在前进中否定的东西。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科学进化论》中说，科学最大的特征不是“证明”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科学的本质是“证明”什么东西是错误的，凡是不能被“证伪”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割裂的、机械的错误“科学”教育思维，很可能成为一种“伪科学”教育，助长教育的“工具化”，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曾用名“才让多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