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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再起——家庭的教育

发布时间:2016/11/7 12:31:13   浏览次数:187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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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再起——家庭的教育

(第二篇)

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代封建社会起,便不太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而科举制度不过是政权吸取人才的手段而已,谈不上真正的教育。我国人民的真正教育(德育),乃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因此,家庭教育的风气,实际成为社会风气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状况,在今天也没有大的改变。

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养育了整整一代“中国小皇帝”,这些人现在长大了,他们达到世界的舞台,现代文明会对他们进行彻底检视;在这个过程中,以往尊亲的溺爱已鞭长莫及,或往往有害:近期我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说一名中国女富二代因在美国出境时盗窃被捕,她国内的母亲匆忙前往营救并意图行贿证人“摆平”——结果母亲也因此被捕,而女儿也被重判……

当我们民族的劣性,因为国际交往的开放而暴露并广为世界所诟病之际,我们埋怨政府而多于自省家庭教育的责任。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溺爱是家长的权利,教育是老师和社会的事。遗憾的是,实践证明,在社会教化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好好管教孩子,将来社会也不会代劳而只会更狠的教训他们。

我曾思考国人为何不愿意在有机会逆转局势的时候,对子女实施必要的惩处或用心经营出有益的家风?这或可从我今天的经历中得到答案:

写这篇文时,我刚刚实施了对儿子的一次严惩,他因为不认真吃饭,使筷子掉落地上;我罚他停止吃饭并站立两个小时。这个中间,我到房里休息,听到我母亲不断喊他先吃饭、停止罚站,还试图扯他回到饭桌,并说“谁没掉过筷子?你爸爸是我儿子,不怕!”;而孩子的母亲则质问我“你打算让他站多久?”......显然,一个父亲要惩戒儿子,不仅需要面对父子关系受损的风险,还要面对与自己父母及妻子关系的考验。而一旦父亲的威权不够或家庭缺乏共识,对孩子管教的目的便无法达成、甚至根本就难以开始。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我们家庭中有文化的成员耐心细致、有艺术的开展沟通工作,最好在生育之前就可以就教育孩子的问题达成一致或共同商定一种合适的家规。这工作的重要性,实在不亚于生育本身。道理浅显,但从具体的实施来说,就复杂得多了。全部的家庭成员必须在相关事项上提前取得一致,而且教育过程中能够做到基本的配合,才能由此形成管教的合力,让孩子接受到良好而明确的信号。

那么孩子又是怎么想的呢?是不是无一例外的抵制呢?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儿子每受我的惩处(并无人增援他时),总会迅速从有害的亢奋回归到冷静状态,同时还常常伴随因害怕失去父爱而刻意的示好,比如不仅不生气还给我倒一杯水之类。同时我也发现,他内心的是非观念是存在的,只是意志力不够,有时需要外力才能实现自制。因此,我觉得孩子有时甚至是渴望“被管教”的。

……

从利害关系而言,家庭教育的失败,有可能使整个家庭面临“没有未来”的严酷风险。而家庭的不稳定如果成为普遍现象,也必将传导至社会,成为许多危害的乱源。这值得所有以追逐名利成功为己任的年轻父母所警惕的。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宋美龄女士的两段话,并从中获得启发:

“如果我们以坚决的努力,教导孩子按照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性路线去思想和行动,那么在造就有价值的公民方面,必能获得成功,这些公民能将他们之所学以及灌输给他们的一切主义,一一传授给人民。”(1940年6月,《我将再起-抗战的教育中心》)

“……手工的活动可以消耗去儿童部分的旺盛精力,本来好做恶作剧的空闲的双手,现亦可有正式用途……孩子们以一种求知的热忱,学习他们的功课,程度较好的并到近村帮助推行成人补习教育。这可以鼓励他们,养成他们为公众服务与合作的观念,将来做一个良好公民。为了培养他们这种精神,这些孩子的生活都是自治的。他们对于同伴相处间的义务与责任,业有深刻的了解……一批新的中华儿女将茁长起来,担负新中国的重任。”(1940年6月,《我将再起-中国妇女工作》)

(李世民,于2016年11月5日晚10时)(微信公众号:taiyue666666,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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